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來台，台美經貿有沒有機會再邁前一步？台灣金融研訓院召開「加速促成台美自由貿易協定」研討會，邀請前副總統陳建仁、國發會主委龔明鑫以及專家學者齊聚，希望為台美簽訂FTA或BTA做好準備。
在全球供應鏈正加速與中國脫鉤之際，美國推動「經濟繁榮網絡」計畫。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（Keith Krach）身為此計畫負責人，於9月17日率團訪台，不僅象徵台美友好關係升溫，也對未來展開台美經貿對話帶來正面效果。
COVID-19肺炎疫情爆發前，WT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已遭遇瓶頸。疫情發生後，各國重新反省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全球化策略，轉而加強友好雙邊經貿關係。因此，推動台美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或雙邊貿易協定（BTA）簽訂的重要性不言可喻。
台灣金融研訓院與臺灣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「後疫情時代，加速促成台美自由貿易協定」研討會，邀請前副總統陳建仁、國發會主委龔明鑫、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及各界專家學者，討論如何為台美簽訂FTA或BTA做好萬全準備。
台美關係產生結構性改變
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表示，2019年COVID-19病毒疾病發生後，目前各國正在檢討重組供應鏈，生產成本不再是唯一考量，安全與韌性將是重要關鍵。今後經貿將邁入台美友好雙邊的時代，但當單一國家無法完成全部流程，必須選擇與自己有相似價值觀或產經條件的合作夥伴。因此，值此台美關係升溫之際，台灣更應加速盤點釐清簽訂FTA前的準備工作，早日完成台美FTA簽訂，為台灣經貿與國際地位開拓新的局面。
前副總統、現任中研院院士陳建仁致詞強調，政府必須透過說明、協調，讓民眾了解美豬、美牛在公共衛生上是安全的、在經貿上是合理的，與人民維持良好溝通。
國發會主委龔明鑫指出，現在正是台美關係強化的好時機，自總統蔡英文上任後，即推動一系列政策，增進台美關係。如今台美交流有結構性改變，不單是經貿上的發展，還有技術上與未來共同性的合作及深化。
此外，疫情也影響企業過去尋找供應鏈的條件，除了考量哪裡成本最低外，還要評估風險，思考哪裡生產較安全、穩定。因此，他認為，台灣絕對可以發展成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最關鍵的角色。例如，在美中貿易戰下，台灣快速將高階伺服器、網通從中國生產線移回來，滿足了美國數位發展需求。
風險分析機制制度化
除了台美關係產生結構性改變外，此次美豬、美牛擴大開放進口，也引起各界擔憂產業衝擊及食安疑慮。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直言：「美牛、美豬不是產業問題，也不是食安問題，而是政治問題。」
他強調，很多人以「開放毒豬」來形容此項政策，顯然是接收到錯誤的訊息，因為政府不只根據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（CODEX）的標準，也評估台灣民眾的飲食習慣。另外，總統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以來，就開始準備各項配套措施，包括風險評估報告、清楚標示與散裝食品管理，以及台灣口蹄疫拔針（不施打疫苗）、從口蹄疫疫區除名等。
針對美豬、美牛開放，蔡總統宣示以「清楚標示」、「提升國產」、「國際標準」、「科學根據」為原則；其中，清楚標示是政府對民眾展現確保食安的負責態度。對此，農委會一定會強制實施豬肉產地標示，不論是散裝豬肉、包裝食品、飲食場所都必須清楚標示豬肉產地，讓民眾能夠輕易辨識。新訂的散裝食品標示規定將自2021年1月1日開始施行。在此期間，農委會將嚴格稽查散裝豬肉是否有清楚標示，從餐廳、自助餐、便當業者、麵店到包子店等飲食場所，所使用的豬肉加工製品，均須有清楚標示。
至於產業衝擊，陳吉仲說，他擔心的其實不是貿易自由化，而是飲食習慣改變，尤其是白肉雞的替代效應。根據農委會統計數據顯示，2002年每人每年雞肉消費量為12.9公斤，到了2018年增加至24.41公斤，成長1倍。反觀每人每年豬肉消費量，2002年為42.5公斤，到2018年下降至38.31公斤，減少5公斤。國人多吃雞肉，就少吃豬肉。國內白肉雞需求不斷增加，這才是影響豬肉消費量與價格的實際問題。
過去，台灣在處理食安問題時，一直努力要建立從風險評估到溝通、管理的制度，但始終未能如願，致使任何政黨在處理食安議題時都面臨挑戰。透過此次美豬、美牛進口所引發的效應，陳吉仲建議，應設置食安風險管理的單一標準，讓未來攸關食安議題都能有更完整的機制，而風險分析的三大工作，即風險評估、風險溝通及風險管理，均須制度化，才能與農民和消費者有效溝通，進而推動政策。
台商應採短鏈與多鏈布局
隨著環保意識抬頭、碳足跡要求，加上美國及歐盟國家積極推動製造業回流，「全球供應鏈從長鏈逐漸轉向短鏈的趨勢儼然形成，並帶動多鏈結構。」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顏慧欣提醒，美中貿易戰開打、COVID-19肺炎疫情爆發，加速台商和大型國際企業調整供應鏈的腳步，在經濟新常態下，業者不僅需要短鏈，還要有多鏈的多元化布局。
在多鏈結構下，廠商不再將生產基地集中在中國市場，而是改採區域化生產，甚至是去中國化。顏慧欣指出，美中科技戰可能導致美中技術上分流，造成斷鏈風險。因此，短鏈、多鏈及斷鏈是國內業者當前要面對的問題。
美中關係降溫，相對的，台美直接貿易升溫。2019年，台灣對美國直接出口增加20.43％，反之中國下降23.77％；同時美國取代香港，成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，再度重現35年前美國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的景象。就直接貿易而言，2020年台灣在雙方前十大貿易對手國中，居於第8位。但從間接貿易來看，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遠超過其他貿易對手國。
目前，不只美國推動經濟繁榮網絡，歐盟、日本、澳洲、印度等也宣布啟動第二軌供應鏈工程，尋找可替代過去完全仰賴中國市場的生產供應鏈關係。台灣擁有優異的製造業能量，是美國建構經濟新常態不可或缺的參與者，若能簽訂BTA，可為台美經貿升級帶來助攻，讓台美進入更正式的夥伴機制，未來有機會與更多國家合作。
政府如何與民眾、業者溝通成關鍵
在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主持座談中，與會學者及企業代表也呼應加速簽訂FTA或BTA。立委羅致政認為，FTA大多是政治問題，而非單純的經貿問題。美國10大貿易夥伴中，只有墨西哥、加拿大和韓國有談成FTA，顯然FTA並非重要經貿夥伴的必備條件。簽訂FTA不能忽略的就是政治因素，不僅是一個貿易政策，更是外交工具。
羅致政表示，美國第一個簽訂FTA的國家是以色列，且簽訂時，以色列根本不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，可見其中有政治、戰略和安全方面的考量。台灣應加強政治方面的論述，而不是單純強調台灣是美方的重要貿易夥伴。不論是簽訂FTA或BTA，對國內產業勢必有所衝擊，未來政府如何與民眾、業者溝通相當重要。
政治大學國貿系副教授楊培侃指出，WTO目前面臨的問題可用「內憂外患」來形容，內憂是WTO內部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等三大機制在運作上都面臨挑戰。至於外患，則是各國積極簽訂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，導致WTO多邊體系遭受質疑。
WTO良好運作，對台灣百利而無害。但WTO運作失常，台灣也必須另尋出路，與他國一樣積極推動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。推動台美FTA洽簽，除政治因素外，也必須考量貿易、商業及產業利益，產業遊說也很重要。台灣必須持續營造雙方友好的關係和氣氛，並把握台美關係升溫的良好契機，才有助於形成FTA簽訂的主客觀條件。
台北市美國商會會長李豪（Leo Seewald）同意指出，目前是良好的時間點，讓世人看見台灣在防疫上有優異表現。過去10年來，台北市美國商會致力推動FTA或BTA，主動到美國貿易代表署（USTR）溝通遊說。近來已與美台商業協會（U.S.-Taiwan Business Council）、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簽訂合約，將共同遊說USTR，表達對台美簽署FTA或BTA的支持，盼能成為台美經貿談判的一大動力。
